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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丹青:我们活在不正常的年代 即匮乏又过度
作者:陈丹青等 日期:2016年05月25日 来源:本站原创  【字体: 】  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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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何东: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要准备的就像你刚才说的纽约那个,你得很厚的准备。

陈丹青:对。

主持人何东:不是你使劲的就要出来。

陈丹青:是是是。

主持人何东:是这个意思吧?

陈丹青:是是是,一点没错,还是回到文本问题。

主持人何东:还有一个文化土壤问题。

陈丹青:我们两三代人活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,一个是文本匮乏,还有一个文本的过度解读,局部解读就是正常的情况,应该向大都会博物馆,像所有这些先进国家一样,就是所谓古今中外上下五年前希腊怎样、中国怎样、埃及怎样、印度怎样。就是所有事情永远放那儿别说,然后大家去看,然后司空见惯的看,看到后来他进入一个什么状态,他的常识很丰满,他就不会在一个问题上忽然就卡住了,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好,那个人怎么回事,他不会,因为他有一个庞大的背景,这个文本是铺开在他一个记忆版图里头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很良性的去焦距一些真新发生的事情,就可能需要一些解读,就比方说杜尚啊,就是出现一些新的个案,所以我此前这个背景不发生作用了,我们来看看这个人到底什么意思。那我们这儿不一样,一个东西一出来就是猛褒,或者是猛贬,或者是毫无反应或者是过度反应。

主持人何东:毫无厚度的反应。

陈丹青:对,就是我相信就是一个成片的一个生态从来没有在过。总是一个说很偏的,一个又匮乏又过度的一个状态,到今天都没有结束。今天你说总算国家开始有点意识了开始建设博物馆,开始搞个中法文化年,中意文化年,然后故宫什么也都推出各种方式,也比较固定化的展示收藏好事情,但是要蛮长的一个过程,到了90后、10后、11后可能会慢慢恢复到一个脸上特别惊讶或者特别茫然的一种情况,因为他从小就看,那欧洲人就这点好,就是你但凡对文化有兴趣,对艺术有感觉的人,就是他上小学就带到博物馆去上的课,课本也齐全画册也齐全,大人谈起来都没有特别当一件事情去谈他又谈的很到位,所以这个时候等到他成长起来的时候,他对于一件事情的判断,对于一个流派,一件作品一个人物就比较在位置上。

主持人何东:也平和,心里面也很平和。

陈丹青:对好多了,但同时又能咬住问题,我们这儿就是猛争论可是其实都问题刚咬到就滑开了,从来没有真正咬到问题追下去,所以也且得,还得一段时间。

主持人何东:这就是几天之前的事儿,陈丹青跟你说这个,铁生推荐我看一套书,我一看这个封面就是当时抗日的知识分子全是这个姿态啊,像纪年堂前边的雕塑,我正在看一本书我说我就给你抄一段吧。萨特在法国被纳粹压制的时候,他去找过纪德,纪德是萨特的发现者嘛就给他出面管管这个事儿。

陈丹青:管管什么事儿?

主持人何东:抵抗这个纳粹,当时的纪德也老了一点,说我没兴趣,第二呢法兰西让这个德意志领导领导也没什么坏处。

陈丹青:真牛逼啊。

主持人何东:不是你听我说啊,咱们是被周作人给吓坏了,就像丹青说的你脑子这个东西你会害怕了知道吗,哎呦这这这,他不会揭发他吗。

陈丹青:那纪德很成熟啊,非常成熟。

主持人何东:你听我说,完了以后我就再往后看,这个事儿完了法国又独立,又从纳粹这儿出来了,他也不揭发他,纪德该是怎么回事,还是怎么回事,我就把这个用邮件写给那个谁了,对我震动很大因为我们以为啊好多东西没影响我们。

陈丹青:对,你这个例子举的好,这个例子举的好,纪德这个,我隐约知道这个态度但是没有这么详细,因为法国一直在讨论就是贝当政府时期,就是怎么看待这些法奸。

主持人何东:这个事儿,丹青我唯一的一次出国就是去巴黎,卢浮宫转完了大约用了,我还是短的一个多星期,我跟那个朋友去了16年的,没什么好人啊,我说肯定是好人,你才知道啊。两个中国人啊,我说他当时要抵抗这不全没了嘛。

陈丹青:对啊。

主持人何东:而且他告诉我,那个占领军的纳粹军官也很暧昧,就是俩人半推半就啊,他非常喜欢,他知道德国没有这个东西跟贝当就是说,这是个好人呐。所以你说这个争论,非得去一趟就得知道了,没这么个争论。

陈丹青:其实中国古代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,中国古代那是老资格了,那拓跋他们过来的时候,五胡乱华的时候,元人过来的时候,辽金过来的时候,再到女真主国过来的时候,我们有真的将近上千年的经验。就是,就是政权移位嘛就是外族统治,其实中国人在这方面蛮早就很成熟,蛮早就很成熟,当然它跟西方现代发生的事情又不太一样。但你回头去看,你看意大利对庞德这个事情,然后德国人对海德格尔的事情,你想想搁在中国会怎么样。庞德很猖狂的,庞德真的在法西斯电台说话的,可是庞德还是庞德,他的位置从来没动过。

主持人何东:包括卡拉扬。

陈丹青:对,争议归争议,富特文格勒等于是隔离审查,富特文格勒还是富特文格勒。就这个所谓人和言,人和行之间的关系,这个不好谈开的问题。

主持人何东:在法国不是问题的。

陈丹青: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知识阶级,成熟的民族面对就是一个屈辱的时代,或者是一个一个困难的时代。

主持人何东:折射到你刚才说我和我的父亲里边也有这种关系。

陈丹青:有啊,有。

主持人何东:沟沟坎坎。

陈丹青:当然、当然。所以这错位太厉害了,错位太厉害了。

主持人何东: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我就觉得心里就是这样,骂骂得要死,夸夸得要命,没有一个中间的。

陈丹青:就是理性的尊重这件事情,试图,咱们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,不要太快给它一个判断,尤其不要道德判断、政治判断,可是我们这儿更好相反,就是立刻就给一个政治判断,现在立刻给一个道德判断,其实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大家并不清楚。蛮难的要蛮长时间才。

主持人何东:我觉得我刚才跟你讲,为什么我跟史铁生好16年,有一次他拖我办一个事儿,我就是像你说的人格的东西,我说我死活把这事儿给你办成。他看了我一眼,他说你要像我这样不死不活你能办得成吗?

陈丹青:对,这个说的好。

主持人何东:当时就把我放了一个哲学的,看了半天他看我,他说你只有两种态度,他说你要像我这样不死也不活,那怎么办?

陈丹青:那他蛮通了,他没白生这个病。

主持人何东:所以他就是很多的,你刚才讲到这些人的书都是他,他已经没有力气了,他告诉你克尔凯格尔所有的这些人,希腊怎么样。

陈丹青:克尔凯格尔这样的人在中国不可能成活差不多,太难了,古代倒是有。咱们再抽根烟吧,停一会儿。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真好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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